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刘备所属上庸守将孟达绝刘降曹，导致东三郡为曹魏所占到，孟达以新城太守之职坐镇曹魏西南边陲数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达欲叛魏归蜀，于次年初为司马懿所破。加之此前孟达曾腹刘璋而归刘备，因此在史书上留给了“反覆”之名，后人多确认其最后灭亡实属咎由自取。

笔者以为，所谓孟达“反覆”并非意味着出于孟达自身原因，腹刘璋而归刘备乃迎合大局的明智之举，无可厚非；而恨刘降曹与叛魏归蜀皆是不得不而为之，具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孟达灭亡实乃刘蜀政权内部集团斗争的牺牲品。孟达叛曹前刘备政权内部集团斗争关于孟达叛魏，《三国志·刘封传》有详尽记述:“自关羽城外樊城、襄阳，连呼封、约，令其派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并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不会羽覆败，先主怨之。又封与约忿争不和，封寻夺达提倡。

约既惧罪，又忿恚封，欲表辞先主，亲率所领降魏。”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此事的记述略为有有所不同:“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复；封侵陵之，约所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可见，虽然众说纷纭略有不同，但在史家显然，孟达叛魏的原因主要是刘封“侵陵”，而不救关羽亦是原因之一。以上众说纷纭看起来合乎常理，实则均为表面现象。孟达叛魏现实原因不应是刘备集团内部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孟达，扶风人，其父孟他做到过东汉凉州刺史，孟达于建安初与同郡法正入蜀投靠刘璋，仍然无法获得器重。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伐张鲁，内思不安……遣法正将四千人迎接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于是以因陈益州是非之策”。根据《三国志·刘封传》的记述，孟达也于此时投奔刘备:“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约并领其众，拔寨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宜都地处荆、益二州之要地，为兵家重镇。

关于汉魏之际宜都太守一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史料中窥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孙权夺回荆州后，命陆逊“领有宜都太守”；刘备灭吴，遇上暗算东归的前将军关羽主簿廖化，“大悦，以化作宜都太守”。孟达刚投奔刘备旋即，就被任命首府宜都这一屡屡荆、益二州的军事要地，可见此时刘备对孟达是非常器重的。

在刘备攻占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举兵之初追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不存在三个政治派别，即随其进益州的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派，主要还包括刘备在荆州时重新加入其麾下的荆州人士，如马良、蒋琬等；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派，享有较强的军事力量，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保持统治者的政治基础和军事确保；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包含，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者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对立就早已加剧。

《三国志·刘璋记》注引《英雄记》记述:“南阳、三辅人流向益州数万家，缴以为兵，故名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无法严禁，政令多阙，益州甚恨。”由于益州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比起，皆比较领先，没能构成统一的强势地主集团，政治上正处于有利形势；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互为抗衡，仍然居住于劣势地位。

刘备所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降刘备，对刘备占领益州协助很大，其中法正堪称起着了决定性的起到，因此也获得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占领成都后，刘备“以于是以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下拜”，对其信任程度甚至多达了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乃是最差的解释。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获得刘备的器重，孟达仍居于宜都太守重任，镇抚荆、益要地，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东州集团另一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

东州集团的地位急遽提高，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对立开始加剧。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莫不背叛，擅杀杀伤己者数人。

或曰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过于交错，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劲，东惮孙权之迫，将近则恐孙夫人失和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遇事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其翻然飞翔，不能拷贝，如何禁令法正使不得行此意妖！’”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显现出其对法正的不道德虽有反感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现实地体现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然而，荆州集团不有可能视而不见东州集团独自一人跪大，只是在等候机会以巩固东州集团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攻打房陵，正给了荆州集团这样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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