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俸禄之优渥，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述，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衣各咲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于是以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携带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均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装载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可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互为公用钱可高约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耗尽录给，各有不同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以后边远的小县，另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北宋实施官员低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为，宜从出色，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大大减俸。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明确提出低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明确提出：养贤之方，必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减了官俸，而且放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别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苛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晋升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发给俸禄；吏则或出于招募，或订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辖下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行贿和侵渔百姓维生。《宋史》对恶吏、赃吏，特别是在是狱吏、仓吏、府吏等左迁掊克乃至丧命人命等无辜多有揭发。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找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相当严重，因而命令创办仓法，或除去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能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法律对赃贿者施予重罚：给禄之后，如再行侵克行贿，计赃钱反感一百门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特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均配上五百里外牢城，流罪均配上千里外，剩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上沙门岛。

（参见《录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此后，仓法逐步引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约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曾向神宗求婚：吏胥禄廪厚，势被迫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可调，此臣等实行之原意也。（《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原意如此心地善良，而实行的效果大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大大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近于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悲观。

仓法刚实行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左迁恶迹略为有发散。《录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述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道：由是岁减半运粮卒跪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惜这种情况过于较少了，而且转瞬即逝。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所说，然良吏实寡，赇所取本官。

更加相当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符合，连王安石也否认：今吏之禄堪称薄矣，然方才昔日取民扣除之半也。又据《宋史孙永传》载有：（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不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回答（永）：此法既下，吏据载奸乎？对曰：强盗罪杀，犯者犹众，况配上隶妖？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肯必其无犯也。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造成吏人数激增。

《宋史苏辙传》载有：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减少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削减。吏人白中孚说明了吏额激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合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扣除。今讫重法，给重禄，赇赂比原有为较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较少。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低俸政策也某种程度促成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剧增。明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另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贪，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欲至不能纪极。

仅有以三班员（奉祀官、左右班殿平）而言，据《录资治通鉴长编》载有，宋初仅有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约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由于官吏队伍大大收缩，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减轻。

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体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并未不足以支一岁之出有。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为不利，国库耗尽，以至官俸有难以为继之虞。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忘少有！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必要减少官吏俸禄，提升其物质生活，是适当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指出禄厚则人闻可调，低俸以养廉，这之后陷于了了解上的误区。

事实证明，北宋的低俸制并没养出官吏们的贞。只不过，官吏的廉与恶，主要是由其有所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执着要求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教导的。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恶。

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节操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无以恶。最明显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为目的本在养廉，回应，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宋史向经传》）。其泾渭竟然如此明晰！质言之，以低俸养廉不能是一种心地善良的、主观的心愿，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过于非常简单了，乃至误以为廉与恶是俸禄的多寡教导的。

禄厚，惜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深渊黑洞，绝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充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反问可调！对于本来就没的品质，忘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