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风俗以告知女士芳龄为无礼，而中国官场以打听真年为迷信，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作法忽略，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半年龄。

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为人人范入都一减半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北宋的一个夏季，一道相吻合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引发普遍批评。任命的内容是：原吏部员外郎(于是以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闻陕州。用白话谈，相等于一个研究员兼任陕州市长。至于为什么引发批评，则要从文及甫28岁的年龄想起。

虽然这个年纪做官很少见，但是一个28岁的青年干部获得如此重任，当时的人在吃惊之余，不免要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联翩。一打探，果不其然，原本小文同志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家的六公子。

谜底揭露，舆论哗然。门下省翰林学士苏辙、王觌在朝会上当面弹劾一手操控这项任命的中书侍郎，说道他非次任用文及甫的动机是意欲(巴)结文彦博。

由此可见，从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仔细观察古代仕宦制度变迁，倒是可以不作一番有意思的探究。汉朝明经贪腐促成官员年轻化从史书记述看，秦皇汉武时代的官场大约还不不存在年龄问题，最知名的事例如甘罗，年方十二，就以使臣赵国军功，官拜上卿。而据《战国策》讲解，此上卿视之为凭空拔擢，在此之前，他早已是相国吕不韦植物种的一个正规化官员，任少庶子，职责是协同中庶子负责管理中高级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

《汉书》卷七十六共收录六个昭宣时的二千石高官传记，其中有五个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参与工作了，因此由此可知，当时兼任公职，没严苛的年龄容许。年龄沦为问题的由来，始自明经的贪腐。所谓明经，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引荐人才的选官制度。

常规的引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相提并论任官立身，只不过后世进士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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